今井武夫：诱降蒋介石“桐工作”始末

  ＃本文摘自《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未见出版时间，推测为1982年初前后)，作者[日]今井武夫，郭秀峰、高汉译。原标题《日军对蒋诱降“桐工作”之真相》

  原编者按：这篇文章原载日本刊物《中央公论》一九七八年八月号。作者今井武夫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曾任日参谋本部中国科组长、科长，日侵华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具体执行对蒋帮诱降的“桐工作”。文章以大量具体材料告诉人们：在“七七”前后，日蒋之间曾多次派出正式代表，秘密协商投降条款，只是由于中国领导全国人民（包括内部的进步人士）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桐工作”方才草草收场。作者说，一九七七年三月发表的《蒋介石秘录》断言“桐工作”“只是日本方面的自演自唱”,“这不合历史实际”。为供史学家研究这一段历史，特将此文翻译刊载如下。

  所谓“桐工作”，是一九四O年开始，到第二年十月止，日本和中国（指蒋介石领导的重庆政府）秘密进行和谈（编者按：应叫协商蒋帮投降条款，下同）的保密名称。从“九·一八”算起，中日战争经过九年，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继续流血牺牲，双方多次试谈过和谈的可能性。可是因为外交上的不高明，徒增互不信任，使这种和谈受到挫折。

  一九七七年（昭和五二年）三月二十日的《产经新闻》连载《蒋介石秘录》单行本第十二卷的记事中，对我所做的“桐工作”抱有疑问，竞断言“桐工作”“只是日本方面的自演自唱”，这不合历史实际。

  “桐工作”的确是有的，我曾直接参加这个工作，并且东奔西跑，为它卖力。但没结果。现在的中国，连蒋介石政权也消灭了。经过三十多年的岁月，我曾想过，“桐工作”这个迷，客观上怎么猜都好，我管它干啥？时至今日，还来追索，有啥用呢？但是，若任其以讹传讹，我作为关系人之一，于心不安。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决定给予正确记述，对后世史学家也是一个参考。如此一想，决心把它写下来。

  一九四〇年三月，中日战争方酣。因为人事调动，我升任大校，担任参谋本部中国科长。在此以前，我的职务是中国组长。不过从陆军大学毕业以后，我一直担任中国问题研究员，以及驻中国大使馆武官等职务，主要是收集有关中国的情报。

  我的顶头上司是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樋[tōng]口季一郎少将（后升任中将，战争末期是第五方面军司令官）。他当过日本驻欧洲几个国家大使馆的武官，是有名的苏联通。他是个有国际眼光、很有学问的人。我在这位部长领导下，专心搞中国问题。

  回顾中国大陆当时的形势，前年十月日本攻下了武汉三镇，广东也被掌握在手中，日本海军还占领了海南岛，把南中国海一带封锁起来。用今天的话来说，点和线都被日军占领了。那是日本军队侵华的全盛时期。可是战争还在向内扩大。何时结束战争？简直是遥遥无期，看不到尽头。

  蒋介石政府迁都重庆，高喊抗战到底。中国人抗战意志非常坚决。对这个国土辽阔，人力物力资源无限的中国，日本方面的认识是错误的；一味地浸沉在优越感里，不愿放弃蔑视中国的思想感情。

  我在中国上班时间较长，和许多中国人成了知心朋友，通过他们，我比较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人的本质。我对以战胜者自居，妄自尊大的日本国家和那些日本人，总是抱有怀疑的态度。

  为此，我痛下决心到中国去。我认为：“光是躲在红砖绿瓦建筑群的参谋部里，战争是绝不会结束的。”在这样一个时间段，我决心到中国去寻找和谈的道路。

  恰在当时，在南京创建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西尾寿造大将当第一任总司令，板垣征四郎中将任派遣军的总参谋长。我也决心乘此机会去华，先征求并得到樋口部长的许诺，让我到南京负责和重庆方面办理交涉。

  同时我又以私人关系向我部下中国组组长铃木卓尔中校泄露我的意图，希望他先转进香港，协助我搞这项和谈工作。

  于是我就于一九四O年（昭和十五年）九月到南京上任，铃木中校迟两个月到来，成为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一名部附，我立派铃木去香港和我共同努力开始做和谈工作，拼命找寻和谈的线索。

  自从德国和日本缔结“防共协定”以后，我们就怕中日战争时间拖得太长，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曾经充当居间人，向蒋介石方面联系，转达过日本方面的条件，可是未得到回答，日本为此急得要命。等到一九三九年（昭和十四年）一月份，好容易才有联络，可是也不过是打听日本有无更详细的条件。日本政府判断这是一种拖延时间的政策，就毅然决然发表《近卫声明》，提出“不以蒋介石政府为对手”，这样，这个工作就以失败告终了。

  但是和谈工作是不能因此打断的。那时，蒋介石的副秘书长周佛海（日本京都帝大出身）是主和派的大头目，他派出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以搜集情报为名，秘密来到上海。他和曾去过日本打听《近卫声明》以后日本情势的董道宁在路上巧遇，高明白了日本的真意，重新兴起和平希望。

  七月初，高宗武偷偷来到日本，和当时的多田骏副总参谋长、影佐桢昭军务科长，连我也参加，重新会谈起来。

  在那次会谈时，日本的设想是，虽然不能撤回《近卫声明》，但可以先让汪兆铭出马，作为暂时的对策，再通过汪进行交涉。

  高到香港后，恐怕因此得罪了蒋介石，不敢回重庆。早就停留在香港的法学家梅思平，接受了高宗武的看法，飞往重庆，和汪兆铭、周佛海共商对策。

  那时汪兆铭是副总裁，辅佐蒋介石工作，因汪热心倡议和平，就和蒋介石疏远了。

  汪从梅思平口中，听到日本方面的意向，就准备挺身而出，斩断和蒋介石的关系，为了倡议和平（编者按：这里讲的“和平”的实际含义是：对日帝俯首贴耳，甘当亡国奴），又派高宗武和梅思平到上海，要他们和日本方面办理交涉。

  当时我还是总参谋部的中国组组长，于十一月上旬受命飞到上海，在虹口公园的一间破屋子里和他们两人会晤，就梅思平带来的条件，进行了长时间商谈。梅思平和咱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我们理解这种情绪，始终热情对话。

  我回到日本，向板垣陆军大臣（即板桓征四郎——译者注）和多田骏参谋次长报告，也得到统帅部的谅解。于是乎又把和谈向前推进一步。

  十一月十九日，我同影佐大校同机再来上海，和高、梅再次展开讨论，结果签订了“日中协议纪录”。

  这个“纪录”的内容就是日后日本和南京国民政府间的内部条约和中日条约的基础。

  汪兆铭承认这个“协议纪录”以后，就筹划在南京建立新的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断绝关系，分道扬镳。旋即脱离重庆，逃到河内。蒋介石的蓝衣社，于一九四O年（昭和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在越南的河内袭击了汪精卫的住处，把汪的心腹人物曾仲鸣击毙了。

  日本方面觉得汪的一行人处境危险，要把汪移到安全地带。影佐大校和犬养健国会议员以及矢野秘书官莘亲赴海防，把汪等暗地转移到日本山下轮船公司的北光丸船上，从而送到上海。

  汪逃出来以后，和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董道宁等心腹人物，一齐乘飞机飞往日本，秘密住在泷野川的古河男爵家里，为成立和平政府，开始与日本要人进行商谈。

  得到日本方面撑腰，成立南京国民政府，是汪逃出河内一年后的三月三十日（即一九四一年三月三十日—译者注）汪在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之前，曾经好多次向重庆政府呼吁和平，但每次都是徒劳，没有结果。

  汪兆铭宁愿蒙受傀儡政府臭名，仍然坚持组织政府，他想创造一些和日本议和的成绩，用事实上继续抗战已无意义。

  我自从和中国方面同道者和谈以来，对汪的和平理想及其识见怀有敬意。但我也深知汪氏此举不得人心，尤其是汪没有军队追随，就不能不感到汪政府虽然成立，距离全面和平的道路还很远很远。

  因此，中国派遣军在其参谋部的重要事项中所决定的“关于解决事变的极秘指导”，就预定在一九四一年（昭和十六年）秋以前解决中日事变。以此为目标，认为可对重庆进行和谈，与抬出汪兆铭的工作并行不悖，企图抓到适宜机会，即与重庆方面实行停战。

  老早派驻香港的铃木卓尔中校，为找寻和谈线索，花费了不少苦心。后来经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斡旋，得以和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会面。

  宋子文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弟弟，身任国府行政院副院长要职，是中国著名财政专家。其弟宋子良，担任过中国外交部总务司司长，其后改任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常驻香港，和乃兄宋子文有密切关系。

  开辟了宋子良这条路线，“桐工作”才算正式诞生了。铃木和宋子良几次谈话以后，打电报叫我去香港。我于二月十四日（是一九四一年—译者注）赶到香港，在东肥洋行的一个房间里和宋子良初次见面。

  宋子良戴着一副黑眼镜，脸孔红彤彤，额角头很宽广，一见之下，给人以温文尔雅的绅士印象，但是也隐然有谋士气味。

  在交涉过程中，发现难于认定是真的宋子良。但我们不拘泥于他是真是假，认为只要经过他可以向重庆首脑部之间沟通意见，就有价值。我们仍习惯地称他为“宋子良路线”。

  宋和我晤面时说：“希望中日两国开始正式会谈之前，于二月下旬，双方各派出代表三名，首先开个园桌会议进行讨论。重庆政府对这次会议寄于很大期望，各代表要携带委任状来。”

  我对他的话，信以为真，特地回到南京向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大将报告，再转飞东京，向闲院宫总参谋长及畑陆军大臣汇报经过内容。

  预备会议从三月七日开始，连续三天，仍在俯瞰着香港码头的东肥洋行举行。重庆方面出席的代表是宋子良、章友三（原驻德国大使馆参赞）、陈超霖中将（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还有预备代表张汉年少将，连络员张治平教授列席了这次会议。

  我拿出陆军大臣畑俊六大将的证明书，章友三拿出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的证明书，互相核对，确认之后，会议开始进行。

  我方要求中国方面承认满洲国；他们则主张，满洲国应暂时维持现状。原因是：如果承认满洲国，当然会要猛烈反对，就是内部，东北系和西北系也必然会猛烈反对，这样一来，势将分裂。

  还有驻兵问题。为了防共，即使承认日本可在内蒙古常驻军队，但华北驻军要求立即撤退，如若认为这是中日两国国防问题，最好留待和平实现以后再议。他们提出这样的主张。

  再则，关于汪精卫问题，给人以干涉内政印象，希望不列入停战协定项目，要求作为中国内部问题来处理。

  上面是重庆方面提出的条件。除满洲国问题以外，可以认为就是日本方面也是应当感到满足的内容。但是宋、章等人拒绝签字盖章，要将这个协定带回重庆向蒋介石上报后再行联络。

  一方面是“桐工作”这样地推进着，另一方面，成立汪兆铭政权的工作，也一天天在具体化。三月十七日，汪带领周佛海等，从上海进入南京。二十六日，决定组织政府的程序。那时犬养健以汪精卫的顾问资格，看着“桐工作”在进展，就向周佛海建议，希望把成立政府的时间延期到四月十五日。可是周对于“桐工作”什么也不知道，开始觉得大惑不解，只谅解延迟到三月三十日。

  盼望已久的重庆回答，于三月二十四日才送到。根据重庆答复：关于承认满洲国问题，内部异议太多，调整内部分岐意见要消耗时日，希望正式会议在四月十五日以后举行。

  首先是我，就是总军方面人员也觉得为难了。成立汪兆铭政府，已是万事俱备，就要在三月三十日，于南京举行还都典礼。不前不后，刚好在这样一个时间段收到重庆的答复。

  但是，汪政府的成立，是一个进展，成立了就算成立了，可以作结束战争的一种手段，并且要和过去一样和重庆接着来进行工作。总军参谋部的态度仍然是一惯未变的。

  也就是说，新政府的第一个目标应是和重庆谈判。一面支持汇政府，一面继续推进“桐工作”。凡是未经过总军同意的其它重庆工作，一概不予承认。

  我于五月十三日飞到香港，和铃木中校一同在九龙和章友三、宋子良会面。那时章说：“希望六月上旬能在澳门举行第二次预备会谈。在会谈中把内容精练以后，就请张群秘书长或何应钦将军为代表开正式会议。”

  在古色苍然的大厦地下室里，在烛影摇曳的灯光下，开始围着圆桌子互相对谈。周围有些象是蓝衣社的便衣汉子，胸里藏有手枪担任警戒。满室里笼罩着异样的气氛。

  这次，我带有统帅部闲院宫总参谋长的委任状，中国方面也提出军事委员长蒋介石签名的证件。

  我在南京出发时派遣军总部的板垣总参谋长就叮嘱过：“承认满洲国是我们的绝对要求”!

  驻军问题，参谋本部的态度也十分坚决。我也觉得事情不会简单解决。的确，结果和上次一样，不过把香港会谈的主张反复一次，始终没结果。

  我说：“要求和平，大家心情都是一样，可是这样重大的两国问题，单凭我们这些下级人员的权限，是解决不了的。在这种场合，由两国负责人，开襟坦怀，面对面谈一下，好吗？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好想了。”

  宋为了打破这个难关，提议由蒋介石派代表和汪精卫进行一次会谈，待这样的一个问题解决以后，蒋介石再和板垣参谋长进行会谈。经过协议，大家都赞成索性让蒋介石、汪精卫、板垣进行一次高级会谈，一举解决全部问题。

  两位将军也赞成我的意见。六月二十日下午我拜访汪精卫传达这件事情，汪欣然同意出席三头会谈。

  但汪政府的其它首脑如周佛海等，认为重庆方面缺乏和平诚意，这仅是一种策略。周佛海、陈公博、梅思平等，还于七月十四日夜里，集合一堂，进行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讨论。

  我是后来听说的，据说全体人员表情沉痛，都说。“若如此实现全面和平，蒋介石会不会把我们作为对日交涉的对手而重用我们呢？恐怕不需一年就要被他消灭掉了。”

  关于处理问题的巨头会谈，汪精卫（在就任代主席后）对我也曾说过：“只要能开拓出一条全面和平道路，不论何时何地，我都愿意去。”板垣参谋长亦满腔热忱地说：“不管到重庆，到啥地方，我都愿意单身匹马跑去。”他的热切心情，令我感动。

  可是考虑到汪主席身边，有危险缠绕着，提议先在板垣、蒋介石的线上进行，求得汪主席的谅解。

  这样一来，问题似乎朝着解决方面发展，可是到了七月三十日，又是空转了一场。

  那一天，中国方面代表章友三从重庆回到香港，向常驻香港的铃木中校要求取消以前日本政府发表的“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近卫声明》，取消汪政权与日政府交换的“协议条约”。

  但是日本派遣军对重庆的方针不变，八月二十一日，派铃木飞往东京，向当时的东条陆军大臣面报派遣军的意见。当时正值米内内阁下台，七月二十二日起就改为第二次近卫内阁，东条英机中将代替烟大将继任陆军大臣。

  铃木带着近卫首相的亲笔信，于八月底回到香港。等候和宋子良见面，作一次最后商榷。

  “日本方面的和平条件，和其它路线的条件不对头，在蒋汪合作问题上，日本的真实意见也欠明确，因此，不能同意会谈。”

  已到最后阶段，看得出重庆的态度是敷衍塞责，缺乏真意，使人不能不断定重庆是“没有真正讲和平的意思”。

  在我来讲，心里还有恋恋不舍之感，但思想上也觉得再干也是徒劳。除了这以外毫无其它办法。

  我于七月下旬东条就职陆军大臣时，就曾乘飞机回到东京，在陆军省直接见到东条陆军大臣，报告关于“桐工作”的进展结果。

  当时，陆军大臣一边板起面孔，一边禁止今后进行“桐工作”。口气象是说不妨让汪政权来干。但是对中国的工作，让中国人自已去干，当然有种种不方便。东条陆军大臣当时的声音，我至今还不能忘记。

  我担任做过的“桐工作”终于失败了。在蒋介石的著述里却看作是什么“自演自唱”，果真是那样的吗?

  战后，张治平来到日本，时在一九四九年（昭和二十四年）左右，来日本买旧船，曾来作者家里访问，听他讲过当时的情况。据他说，蒋介石的嫡系戴笠，是蓝衣社的总头目。“桐工作”在重庆方面的工作，是受蒋介石、戴笠直接指导进行的。假使是这样，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在重庆内部也经过认真讨论。想来这是事实。

  因此，虽然受到东条陆军大臣的叱责，但就是今天，不管什么时代，追求和平，停止战争，总是好事。所以策动和平为目标，不论在何时，在哪一个国家，都不是坏事。但是在“桐工作”前后，高唱和平，这从普通人的立场讲，却是“坏事”，是“卖国贼”。

  这件工作，本来经过参谋次长上奏天皇的，为什么变成切断尾巴的蜻蜓呢？不能把责任都推到重庆方面，重庆方面之所以这样处理，是有它的一定的根据的。

  重庆方面的交涉对手宋子良和铃木中校会面时，围绕“近卫亲笔信”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

  当时的德国公使斯塔玛正在东京频频策动，与松冈大臣之间，酝酿日德意军事同盟的空气，正在不断地高涨。

  我在南京，从新闻记者和旅行者口中，从斯塔玛暗中活动情况和说话行动来推测，看清楚三国同盟条约势在必成。

  成立三国同盟，是有对重庆政略上的压力效果，但在实际上，却使英美两国对重庆的援助正规化，这就反而使重庆有了对日抗战的资本。

  在重庆方面的心理上，这是当然的。对我们在当时担任交涉的人来讲，也感到是脱出松冈外交常轨的行动，觉得那种外交灵机，使人有不胜寒心之感。

  我认定我是根据参谋总长的训令做这件工作。关于“桐工作”，并无报告别人的义务。于陆军部内部的同事，完全无关，就过去了。因为干这项工作，保持秘密是绝对必要的条件。

  可是，我的第一次香港会谈内容，第二天在上海也被日本陆军上级人员暴露了，曾受到重庆方面抗议，很丢脸。

  因为，就是蒋介石，也是自居为“彻底抗战派”，而与进行交涉，他不能不慎重处理。不能否认任何轻率做法，对交涉成功与否均大有影响。

  总而言之，从日本人的国民性来讲，缺乏冷静旁观的耐心，难于保守秘密，也许可以说是个不能实行策略的民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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