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路上汇聚英才成伟业

  热播剧《功勋》，没有“戏说”，没有美颜，却因汇聚了最闪亮的名字、重现了最火热的历史，给人类带来了最纯净的感动——

  还有，“两弹一星”元勋孙家栋，历尽失败不言弃，把“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用事实回击“骑着自行车上月球”的嘲笑；

  “看到他们年轻的面庞，我破防了”“袁爷爷笑着走来，我瞬间泪目”……观众们留言踊跃，挚情可感。

  一个个如江河般宽广激荡的人生，在一双双饱含热泪的眼前展开，在无数颗备受震撼的心灵中流淌！

  在中华民族复兴史上，他们始终与党同行、为国奉献，将毕生心血熔铸在灼灼成果中，镌刻下最赤诚的报国印记。而尊重他们、善待他们、关爱他们的，是矢志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中国。

  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进入新时代，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视创新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尊重人才价值、激发创新活力，向着建设科技强国与人才强国的目标坚定前行。在近日召开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提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为新时代建设人才强国规划了振奋人心的战略目标。

  回眸过往、展望未来，党带领团结各路英才一起走过的，是一条不断延展的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路，承载着中华儿女“誓以所学报祖国”的火热行动与无限深情！

  新中国成立，在中国千方百计聚人才、发展科技利中国的奋战中，他们与党心声合鸣：早日强大祖国，一切为了人民！

  今天，矢志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中国，70多年前的人才家底，却薄如一张白纸。

  深秋时节，朱明远再次读起一封写于1949年底的信。那是父亲、核物理学家朱光亚和其他51位留美学生发出的《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

  “这封信登在1950年3月18日的《留美学生通讯》上。刊登前，父亲已经离开密歇根大学，登上了驶向新中国的轮船。”朱明远说。

  彼时，刚成立的新中国人口逾5.4亿，文盲率却高达80%，科技从业人员不足5万，专职研发人员只有600多人。

  两相对比，多么显见的资源匮乏——今天，中国仅华为一家公司，全球研发人员就有9.6万名！

  正因为人才奇缺，当时的中国被认为“科技发展至少落后西方发达国家一百年”！这成为党的集体锥心之痛。

  重视人才、渴求人才，是我们党的一贯传统。早在延安时期，就提出“我们应当重视专门家”，称赞知识分子“是科学战线上的尖兵”；而此刻，只有少数的“专门家”，没有冲锋在创新创造前线的“尖兵”，百废待兴的中国，靠谁来兴？！

  汇聚人才，时不我待！重整支离破碎的旧山河，指向的不仅是物质上的，也是人才上的。

  ——以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为标志，全国各级科研机构逐步恢复、建立起来。到1956年，全国已有地方科研机构239个，研究人员4000余人。

  ——1949年12月6日，政务院成立“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12月18日，周恩来通过广播电台，代表中国和中央人民政府诚恳邀请海外留学生及学者归来建设新中国。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核物理学家赵忠尧、邓稼先，物理学家何泽慧、彭桓武……都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乃至交涉下克服万难回来了。到1957年，归国的海外学者已达3000多人，约占新中国成立前全部海外留学生和学者的半数以上。

  ——全民扫盲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头裹羊肚手巾的农村青年，盘着旧式发髻的妇女，纱厂的纺织女工，都手握《冬学课本》，从“一、二、三”学起，努力“睁开眼睛”。大中小学的教学秩序，也开始逐渐恢复……

  “尖兵”汇聚，基础初成，振兴发展的进军号迅速吹响——1956年1月，“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响彻神州；同年，新中国科技史上的第一个远景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制定出台，确定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拟定了原子能、电子学、半导体、航空和火箭技术等57项重大科学技术任务和616个中心问题。

  很多今天看来“平平无奇”的技术，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片空白。时任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吴明瑜参与了规划制定，对当时形势印象非常深刻：国门之外，世界高新技术竞争非常激烈、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国门之内，科学技术事业在一片废墟上重建，很多重要学科或基础薄弱，或从零起步。雪上加霜的是，西方对新中国进行经济技术封锁，战争威胁时刻存在；苏联又于几年后单方面撕毁中苏所有合作协定，撤回全部在华专家……

  风刀霜剑无所惧。一番拼搏后，“不可能的奇迹”终究发生了！到1962年，中国人只用6年多时间，就完成了原计划12年完成的任务。次年，党中央制定《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马不停蹄开始新的进军。

  20世纪60年代，我国首次地下核爆炸成功。欢呼还未散去，人称“核司令”的程开甲便自告奋勇进入爆心收集实验数据。洞里辐射量有多大？生命会不可能会受到威胁？谁也不知道。他在直径80厘米的小管洞中匍匐爬行，钻到热浪炙人的核爆空洞中忙碌起来，全然不顾放射性剂量探测笔“嘀嘀”尖叫……

  实验条件极端落后，屠呦呦和团队买来7口大缸“土法”提炼青蒿素。因为不通风、缺防护，大量吸入的她患上中毒性肝炎。病体未愈，她又请缨“用我的身体进行人体实验”，毅然吞下青蒿萃取液“91号”……

  为掌握脑血管造影技术而顶着放射线做实验，白细胞只剩常人一半、两次险些丢掉性命的神经外科专家王忠诚；为两弹结合试验立下军令状，“死就死在阵地上，埋就埋在导弹旁”的“阵地七勇士”……

  “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的时候。”“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曾感慨。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习这样赞颂老一辈科学家们的无私无畏。

  做事业可以不计名利，为国家就该不顾生死！这样的精神，感召着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员。

  “我从中看到了追寻科学真理的执着，但又不止于此。”东南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80后研究员柴人杰说，“这些前辈身上最动人的，是对党和国家的无尽热爱、无上忠诚，是一种为了国家和人民而思谋长远、舍身奠基的大美情怀。”

  何以爱得如此炽烈，何以“搏”得如此决绝？因为党对人才的重视、信任与期待无比深重，对“发展科技以利中国”的支持线日，设宴招待全国政协委员，原被安排在宴会厅37桌的钱学森发现，自己的座签被调到了第1桌，紧挨。坐定才知，是看到名单后特意调换的。

  钱三强、邓稼先、李四光……很多人都从一件件小事中感受到党的爱才敬才之情。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离休干部白振刚撰文回忆，三年困难时期，国家领导人率先勒紧裤腰带，自报每月粮票的定量比绝大多数男性干部低。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党中央依然关心着知识分子。当时，中央书记处批转了国务院秘书长的相关报告，指示对在京高级知识分子在肉、蛋、糖、烟四类副食品供应上给予照顾。

  1961年7月19日，《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十四条的意见（草案）》作为下发。这份被称为“科学工作的宪法”的文件，是主持全国科学技术工作的认真调研、广开言路后组织编写的。这位国防工业和“两弹一星”的指挥者态度鲜明：“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听科学技术人员的！”

  很多科学家写下入党申请书。“党待我如同母亲，我渴望她拥抱我。”气象学和地球流体力学家曾庆存心声炽烈。

  在党的领导下，在火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奔涌的创新活力汇聚成一片希望蓝海。

  1958年，第一台国产电子管计算机“103机”问世。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喜不自胜，为它起了个“小名”：“有了”。

  有了什么？有了一个又一个“零的突破”，有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初步根基，有了国际科技竞技场上的“中国声音”！

  国防工业的硬气有了——1956年7月，东北某机场，一架喷气式歼击机腾空而起，机身上印着鲜红的代号：“中0101”，意为新中国，第一批，第一架。当年的国庆阅兵式上，4架歼击机飞越上空。正在城楼上检阅的指着飞机，加重语气对外国朋友说：“我们自己制造的飞机飞过去了。”

  基础研究的底气有了——数学家陈景润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天文学者在世界授时研究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光学、生物、化学等研究向着国际前沿挺进。

  更为合理完备的工业布局有了——20世纪60至70年代，波澜壮阔的三线建设轰然开启，中央投入资金数千亿元，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一批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基地和新型工业城市在崇山峻岭中拔地而起，中西部地区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成渝铁路建成通车、武汉长江大桥飞架南北、“陆相生油”理论打破“中国贫油”说、“两弹一星”试验成功、“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发射……

  华章拉开帷幕。新中国在艰难跋涉中构筑了自己的科技体系，新老相继的人才梯队登台亮相，熠熠生辉。

  历史长河奔流向前，总有险滩须渡。十年浩劫过后，饱经磨难的国家、民族与个人，终于迎来了浩浩荡荡的春天。

  1977年秋，16岁的湖南农家少年贺福初考取了县文工团。对于穷到要靠讨饭过活的贺家而言，这无疑是个“大喜报”——“七个兄弟姐妹中，我最能唱会跳。去团里既能吃上公家粮，干的还是轻省活儿，可不是天上掉馅饼吗！”贺福初笑着回顾。

  但，几天后，他便从知青点听到“小道消息”：“要恢复高考啦！可以靠本事读大学了！”心跳立即“怦怦”加速。正因痴迷读书，他才宁愿半耕半读也不放弃学业。此刻，挡在梦想前的那道墙就要倒下了，难道不该试一把吗？

  不久后，中止10多年的高考线万名考生一起走进考场，并跻身被录取的27.3万人之列。因深感自身基础不牢，他放弃机会“回炉”一年，次年考入复旦大学。

  科研之门从此洞开。许多年后，湖南乡间少了一个文工团员，国际学界多了一位细胞生物学与遗传学领军人。今天的贺福初，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牵头实施国际大型合作计划“人类肝脏蛋白质组计划”并连获突破。

  太多的人生转折在这一刻上演。广西第六地质队19岁的航空物探操作员黄大年考入长春地质学院，后来放弃国外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带领团队助力中国“巡天探地潜海”，填补多项技术空白；21岁的河北张家口市邮电局工人康克军考入清华大学，成长为辐射成像领域学科带头人，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实验工业CT系统……

  “恢复高考，是复出工作不到一个月后，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并当即拍板的，既是参会专家学者的一致心声，也是他一段时间深思熟虑的结果。”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说，“这不仅福泽几代青年，也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

  1978年3月18日，38岁的数学家杨乐走进人民大会堂。这一天，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了！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讲话新论迭出，振奋人心；“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郭沫若书面发言，热烈如火。

  台下一次次掌声如潮。“我82岁了，从今天开始要当28岁来过！”中国农业科学院原院长金善宝难掩激动之情。

  “大会前后，党中央还有一系列重大举措拨乱反正。比如，给知识分子昭雪，恢复学术职称，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等。”杨乐和记者说。会后不久，他赴苏黎世参加国际函数论会议，所作报告引发关注；1980年秋，中国科学院恢复学部建设，新增选的280多位学部委员中，他是最年轻的一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声春雷，中国在改革开放中飞速前行。1988年，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时期，中国人对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之间关系的认识更趋深刻：“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

  南国深圳，小小渔村走上蝶变之路。很多“闯将”身怀技术前来“赶海”，为经济特区注入创新动能。

  北京中关村，大大小小的科技公司快速汇聚，从1983年的11家猛增至1988年的140多家，其中电子信息企业占80%以上，营业额突破7亿元……

  “市场活了，企业多了，迫切地需要科学技术人才发挥作用。通过服务经济建设取得报酬，这在今天看来再正常不过。但当时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观念还没跟上，掀起了一场风波。”光明日报原记者谢军回忆。

  1982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谢军采写的报道《救活工厂有功 接受报酬无罪》，为应邀在乡镇企业兼职却被控“受贿”的工程师韩琨发出呼吁。最终，中央书记处一锤定音：韩琨无罪。

  一大批“韩琨”从地下转到地上，“星期天工程师”由非法变成合法；1985年，中央发布《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人才合理流动有了法定依据，众多乡镇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迅速发展。

  这是放眼世界的春天。“开窗放入大江来”，对外开放的中国，决不闭门于世界科学技术浪潮之外。

  1986年的世界，正被一轮又一轮新技术竞争猛烈冲刷。各国纷纷跟进，中国作何选择？

  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4位科学家联名起草的一份建议递到案头：尽快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

  两天后，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8个月后，《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正式对外发布，“863计划”即刻启动。

  中央毅然划拨100亿元专款用于计划实施，大大高于科学家们“一年两个亿”的期待。而当年，全国财政总支出仅2300亿元左右。

  科技攻关计划、星火计划、火炬计划……我国新时期科技发展的策略框架逐渐形成，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发展高新技术、加强基础性研究，3个层次的纵深部署给了科学家们更大可为空间，也激起了更加火热的斗志。

  “我们必须跨越，否则将被世界越甩越远！”计算机专家金怡濂将所有精力集中于一点：发展中国的高性能计算机。当时已年逾花甲的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借助放大镜、手电筒，一个个检查成千上万个焊点，一次次累到虚脱。数年后，“神威”高性能计算机横空出世，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为了让中国走上世界超导研究最前沿，物理学家赵忠贤带着团队住进条件简陋的实验室，夜以继日拼命干。饿了煮碗白面条，累了坐着打个盹，无数个日夜，终于获得了40K以上的高温超导体，推翻了多年来国际物理学界奉为经典的理论。

  从1981年到1993年，“当代毕昇”王选先后研制出汉字激光照排的六代出版系统，大规模推广应用，使得中国印刷业从此“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项目连续15年得到国家相关部委的拨款支持。否则，不可能渡过样机研制和商品化的艰难过程。”王选生前秘书丛中笑感慨，正是党和政府在这一时期不断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加大科学技术创新支持力度，才使得王选等知识分子能够如愿科技报国。

  创新成果竞相涌现——1980年5月，“东风五号”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圆满成功；1983年12月，“银河”巨型计算机研制成功；1988年10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1991年12月，秦山核电站建成投产……

  2000年，西电东送工程全面启动；2001年6月，青藏铁路开工，2006年7月1日全线日，中国第一条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铁路通车运营……

  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启动实施，科技、教育政策不断落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已经“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以人为本、效能优先，成为建设人才强国的重要指针。

  知识改变命运。无数个体的命运汇在一起，改变着一个国家的命运。在解放思想、解放人才、解放科技生产力的新天地中，蓄积了巨大发展动能的中国，向着改革发展与人才工作的新起点铿锵迈进。

  今年101岁的两院院士陆元九，99岁才退休离岗。作为我国自动化科学技术开拓者之一，他的贡献贯注于“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用一生践行着少年时立下的志向：学好科技救中国。醉心科研的他时刻提醒自己：上天的东西，99分都是不及格；也嘱托后学，把创新当作没有终点的长跑。

  6月29日，党的百年华诞前夕，习将中国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颁授给这位老人。

  获得这一殊荣的，还有71岁的“钢铁裁缝”艾爱国。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终日奋战在高温火花中，攻克数百个焊接技术难关，为国家培养焊接技术人才600多名。颁授当日，习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大国工匠，国家就需要你这样的人。”

  既重科研巨匠，也敬能工巧匠，中国用最高礼遇诠释了新时代的人才理念与爱才情怀。

  在国家最高荣誉——“共和国勋章”得主中，于敏、孙家栋、黄旭华等科技工作人员赫然在列。

  自从国家科技奖励制度建立以来，至今已有33位著名科学家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一大批老中青科技工作人员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等国家科技奖励。“这项政策太英明了，它像灌溉的闸门似的，一打开，广大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就发挥出来了！”袁隆平曾经说。

  让创新活力竞相迸发，让创新源泉充分涌流，正是新时代我们党人才工作的重要旨归。

  从“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到“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从“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科学技术创新最优先的位置”，到“坚持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深入推动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今天，我国人才资源总量已达2.2亿人，其中专业方面技术人才7839.8万人，各类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达480万人年，居世界首位。

  2月22日，习亲切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已经是习第三次会见探月工程参研参试人员了。探月工程首任总指挥栾恩杰坐在会场，满心激动。青年时代，他本认为自身会做个修缝纫机、手表的工程师，却在党的安排下走上了航天道路，自此亲历了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全过程。2020年12月，80岁的他不顾严寒，赶赴内蒙古四王子旗着陆区等待嫦娥五号返回器“回家”，热泪盈眶。令他欣慰的是，今天的航天队伍中，青年成为绝对主力，在中国航天科工、航天科技两大集团中，35岁及以下人才均占总数一半以上。

  “是党和国家给了我们建功立业的舞台，让我们得偿所愿：为国家铸就钢铁强盾！”令我国防护工程学科创立者钱七虎念念不忘的是，习亲自为他颁发国家最高科技奖，在每次两院院士大会、“科技三会”发表重要讲话，多次就科学技术创新作出重要指示；党中央每年安排科技工作人员参加北戴河休假，还在春节之际亲切看望……

  老科学家们的个人成长史，与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创新史清晰交叠，映射出党对“人才”二字的深切渴望，对“创新”一事的执着追求；印证着党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

  建功立业是人才最大的需求，为人才成长创造条件、破除障碍，是对人才最好的托举。

  2016年，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配套出台政策140余项，各省区市出台改革政策700多项；今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推出7方面25条“硬核”举措，条条指向科研经费管理改革中的经年顽疾。

  身处“科技国家队”，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钱韦对这些改革利好深有体会：“都是动真格、出真招的实在措施！‘破四唯’和人才分类评价制度的建立、‘揭榜挂帅’制度牵引等改革举措，极大促进了研究所的人才和团队建设。一大批自主培养的优秀青年终于能够打破‘玻璃天花板’，实现自主研究的学术抱负了。”

  当被问到近年来人才政策对自己的帮助，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教授王森毫不犹豫甩出两个字：“巨大！”

  王森出身农家，大学毕业后被工作单位推荐深造，一路成长为博士生导师。土地情结深厚的他常年深入田间地头，帮助农民发展枣树种植产业，实现脱贫致富，自己也获得中国专利奖等多个奖项。近年来，对他助益最大的，是教授评聘标准的一直在优化。“现在评四级到三级教授，要看申请人是否将科研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是否以科研推动了产业高质量发展。这对我们这些不只钻实验室，还致力于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研究人员来说，简直太给力了。”

  最近，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副研究员戴陆如尽十年之功自主研发的“快速超高分辨双光子显微镜”样机已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正逐步实现产业化。

  “显微镜是生命科学研究的眼睛，而现在我国生命科学显微镜百分之百依赖进口。我们的研究，就为了解决这个‘卡脖子’技术难题。”戴陆如说，“以前，我和实验室成员虽然有科研突破，论文指标却比别人少，评职称时很吃亏。现在有了‘破四维’的导向，相信我们的产业化成果会得到合理评价。”

  创新从来不易。勇闯“无人区”，既需要党和国家政策高位引领，也需要地方与各级机构以良好机制保驾护航。

  2016年春节前夕，习视察了南昌大学国家硅基LED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实验室，殷切嘱托：高校作为科学技术创新的生力军，要创新人才教育培训机制和教育方法，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培养造就更多的合格人才、创新人才。为落实嘱托，南昌大学通过科教融合打通产业链，还设置了学科特区，制定了新型人才激励政策。“得益于这些改革，5年来，我的科研团队获得了‘大丰收’。”江风益教授喜不自禁。他的研究领域是半导体照明，产业链长，此前实现上中下游产业链协同推进“难上加难”，而现在，一切都越来越好。

  包容开放的政策、海纳百川的气概，引燃了全球英才来华创新创业热情。改革开放初期的“出国潮、留学热”，变成了今天的“归国潮、来华热”。

  2008年，41岁的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辞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职，全职回国，执教于母校清华大学。当时他已在癌症治疗研究方面开辟新路径，他的离开，让美国生物科学界颇为不解。

  为什么回国？他的答案简单真诚：“我始终都是炎黄子孙。现在有能力为祖国贡献一份力量了，为啥不回去？”

  今天，施一公全力以赴投入西湖大学办学之中，致力于培养“有社会责任感、有过硬基础研究能力的拔尖创新人才”。

  令很多归国人才感慨的是，今天归国能拥有的研究条件、生活保障等，与钱学森时代相比已发生巨大变化：以前回国，是“祖国需要我”，现在，更是“我需要祖国”。

  有面向世界科学技术前沿的胆气——10月26日，当“九章”量子计算原型机在国家“十三五”科学技术创新成就展现场被万众观瞻，一则一手消息刷屏：“九章二号”研制成功，处理特定问题的速度比超级计算机“快亿亿亿倍”。同时问世的还有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二号”，我国已变成全球上唯一在两种物理体系达到量子计算优越性里程碑的国家。

  有面向经济主战场的底气——作为普遍应用于大型工程的“入地”利器，装上“中国芯”的国产盾构机已成为亮眼的“中国名片”。忆起研发最初的艰难，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杜娟感慨不已：“没有技术，没有指导，几乎是从零开始。一路上摸爬滚打，常常是刚从一个坑爬出来又掉进另一个坑。”

  有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志气——神舟、天宫、天舟、嫦娥……中国航天一次次刷新纪录，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149厂对接机构总装组组长王曙群参与了多种型号航天设备的科研生产和发射任务。他自比一颗“螺丝钉”，30多年精心打造“国之重器”。

  有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勇气——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来势汹汹。钟南山等院士不惧艰险请战出征，代表国内顶配水平的“重症八仙”驻守武汉。同年3月16日，陈薇院士领衔研发的重组新冠疫苗在全球率先启动Ⅰ期临床试验，4月12日，又在全球率先开展Ⅱ期临床试验……“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他们用实际行动写就忠诚誓言。

  八年脱贫攻坚，筑基全面小康，一大批科技工作人员默默挽起裤脚，从实验室转战广袤原野。

  李保国，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帮助农民增收58.5亿元，带领10多万群众脱贫奔小康，人称太行山上“新愚公”；苏海兰，福建省农科院高级农艺师，80后科技特派员，带领南平乡亲们种植“七叶一枝花”，把“濒危之花”打造成带动发展的新产业……党的十八大以来，20世纪90年代福建南平探索出的科技特派员制度大放异彩，全国科技系统累计选派28.98万名科技特派员，在贫穷的地方建成1290个创新创业平台，建立7.7万个科技帮扶结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人工合成；中国北斗为世界多国提供精准卫星导航服务；“鲲鹏”展翅，“蛟龙”入海，“天眼”巡空，“悟空”探天……更精彩，正在今天的中华大地次第呈现。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说：“从前美国那些科技公司的老板，想要看看世界最前沿的科技，只要推开门就行了，现在他们还得飞去中国一趟才算看全了。”

  这是中国科技的厚积薄发，是中国科研人的成绩与骄傲，更是党的人才工作结出的累累硕果！

  新时代的长征路，从未止步。伟大事业对优秀人才的渴求，随时代主题、立足阶段的变化加速演进。

  当新中国历史上首个以中央名义召开的人才工作会议隆重启幕，党管人才的理念愈加彰显，人才优先发展的战略更为清晰，“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进军号角，已然坚定吹响。

  “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归根结底是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此，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世界重要人才中心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二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甚至互为因果。”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孙锐分析。

  “要有一支由战略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引领、在一些行业或产业领域占据世界领头羊的高水平人才队伍，要有丰富优质、具有支配性的科学技术创新资源，要有密集活跃、能产生重大标志性成果的科学技术创新活动，还要有适宜创新创业的开放文化。”宁波大学副校长赵全军认为，四大要素不可或缺。

  在复旦大学全球科创人才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姚凯看来，按照习划定的战略布局，尽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是当下关键——“惟其如此，才能形成有力的战略支点和高质量雁阵格局，为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实施奠定坚实基础”。

  “我儿时读了一本描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城风云’的书，从此对深圳印象非常深刻。在美国读完博士后，我决心回国创业。考察了几个大城市，最终选了深圳，因为它的‘节奏’我很喜欢：快速、紧凑，一直向上走。”黄源浩说。

  公司落户深圳5年，便成为国际领先的独角兽企业。黄源浩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深圳的人才环境、创新政策。“政府服务意识强、效率高，能做到‘一企一策’精准支持；拥有智能硬件行业发达的产业链；敢闯、敢干、敢为天下先的城市品格，对企业家是一种精神支撑。”

  “深爱人才，圳等您来，”深圳以随处可见的温暖话语，向天下英才发出邀约；每年11月1日的“人才日”、全国首个以“人才”命名的公园，体现出这座创新型城市爱才重才敬才的内核。一个个国家级、省级战略性创新平台在此落地，为协同创新提供广阔舞台；从中微子实验站到散裂中子源二期，从人类细胞谱系到冷泉生态系统，一大批科学技术基础设施正加紧建设。

  不仅粤港澳大湾区。北京、上海，加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共识正快速形成。

  在2020年《自然》指数全球科研城市排名中，北京名列第一。丰沛的人才和资金、集中的科研设施、密切的国际科研合作网络，被认为是北京打造国际科创中心、高水平人才高地的突出优势。“下一步，我们会把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主阵地，形成更突出的先发优势。”北京市相关负责人介绍。

  “上海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最看重的应该是高层次人才占比、青年人才占比、学术和科技交流密度频度、卓越的人才文化和品牌、开放包容大气的人才氛围。”姚凯表示，“要率先在全国乃至全球提出更多前瞻性、突破性的政策与创新举措。”

  “我国科技队伍规模已经是世界最大，当前党和国家的政策重点指向高水平创新人才教育培训，期待着出现更多世界级科学大师、科技领军人才和尖子人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丁明磊分析。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吴江表示：“从2020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榜单看，我国创新指数全球排名第12位。2020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报告》显示，我国的人才竞争力排在132个国家中的第42位。今后如果按照中央部署，在吸引国际人才、职业技术技能培养等方面加大力度，一定能打开更好的局面。”

  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是构筑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重要着力点。组成这股力量的，是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学技术人才、卓越工程师。在当今中国充满了许多活力的人才版图上，这些力量相携相助，共同生长。

  “‘一人相当于5个师’的钱学森、使中国进入‘深地时代’的黄大年、让中国雷达拥有国际领先核心技术的刘永坦……战略科学家不仅要有理论性贡献，更要有推动高水平发展的实践创新成果。在他们引领下，其他几类人才各展所长，才能做到人才储备‘科学编队’、结构符合常理。”孙锐认为。

  令专家们满怀信心的是，今日中国，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举措越来越实、步子慢慢的变快，日益丰富的“大国重器”，给了很多人在实战中一展身手的机会。

  2018年10月24日，港珠澳大桥通车运营。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张肖宁等承担了多项重要研究，并在7年多时间里为大桥岛隧工程建设项目培养了56位工程硕士；为突破“卡脖子”技术，大桥岛隧工程总工程师林鸣率领团队开发了16套系统和装备，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安装技术，还培育了一批年轻人才，“都是未来的卓越工程师”！

  2020年年底，“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完成13次下潜海试，8次突破万米，成功创造了10909米的中国载人深潜新纪录。“奋斗者”研发团队平均岁数只有34岁，35岁以下青年比例达75%。

  在基础研究领域，青年学者也已成中流砥柱——201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成果完成人平均岁数44.6岁，第一完成人平均岁数52.5岁，分别比2018年下降了2岁和2.6岁。

  当前，中国科学家全球影响力正逐渐提升。在科睿唯安发布的2020年度高被引科学家名单中，中国科学家人数激增，已占据总数的12.1%。我们正充满自信，构建诸多领域的人才竞争比较优势。

  破浪而前行，知难更勇进。或许，我们当从一位老人的热切期望中，汲取加快建设人才强国的决心与力量——

  10月28日，黄旭华院士向中国船舶七一九所捐赠1100万元个人所获奖金，作为科学技术创新奖励基金，以激励更多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学技术高峰的必由之路，希望能够通过我的捐赠，让更多人关注、关心、支持科研、教育和科普事业。”老人深情回顾了自己那代人白手起家，最终变不可能为可能，研制出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的故事。“一代当比一代强，但愿你们树立敢于创造的雄心壮志，勇攀科技高峰，为铸就‘国之重器’再创辉煌！”

  “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我们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养，加快建立人才资源竞争优势。”习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不负百年大党的爱才重才情，为了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拼搏奋进，再立新功！

  光明日报报道组，报道组成员：光明日报记者常戍、王斯敏、齐芳、詹媛、袁于飞、杨舒、刘梦、李晓、崔兴毅、杨飒、丰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