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秋，其貌不扬的浙江台州农民企业家邱继宝到广州参加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推销他的乡镇小厂生产的缝纫机。
由于没有“入场券”，他是从下水道爬进去的，刚好被保安逮着，交了50元罚款，罚站了半小时，然后赶了出去。他愤愤不平地说：“迟早有一天你们会开着大门让我进去。”1998年，他堂堂正正走进了广交会大门，展出了品质一流的飞跃缝纫机。
我没有采访过邱继宝，但知道他是中国民企发展史上的一段传奇，曾被两任总理高度评价过。
1977年，15岁的邱继宝交不起学费，从高中辍学。1980年到缝纫机零件厂做学徒，1981年用补鞋赚的积蓄和从信用社贷的300元钱，租了生产队3间厂房，尝试办企业。1986年10月，他和几个同伴成功试制出一台三线中速包缝机，创办了一家家庭作坊式的工厂——椒江第二工业缝纫机厂，即飞跃集团的前身。
2000年12月，邱继宝受邀参加总理在浙江召开的非公有制企业座谈会。听了他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故事，总理说，“飞跃”绝大多数都是白手起家，从零开始，发展到现在这样一个规模，很了不起；“飞跃”以高新技术引导，改造缝纫机这个传统行业。每一个传统行业，都可经过高新技术改造，脱颖而出。
2004年，总理视察飞跃集团，说飞跃的发展是缝纫机行业的飞跃，也是中国农民的飞跃，更是中国经济的飞跃。
我之所以关注邱继宝，是最近和一位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创业的常青树企业家交流时，他突然讲起了“浙江那位做缝纫机的民营企业家”。
“很多行业，当初那些国有的、定点的、有国家计划保证的企业，后来没剩下几家。而那些没有身份、起步条件很差的民企，最后成了出口创汇的主力军，成了市场的佼佼者。这几十年，中国经济最可贵的动力就是这种创业精神，要是创业精神没了，一切都可能失去。”
听了这位企业家的话，我去搜索邱继宝。发现那天他被逐出广交会会场后，并没放弃，而是在场外找机会。看到有人拿着一份香港报纸，他就想，如果有一本香港的手机号，不就可以与港商、外商联系了吗？他跑到深圳罗湖口岸，花了500元钱，找了一位在深港两地走动的人，帮他买了本香港的黄页手机号簿。当时台州没有国际电话，他就到温州、宁波，给香港的针车公司打电话，对方不会说普通话，就给他们寄样本和照片……。这就是开拓国际市场的第一步。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邱继宝抓住时机，收购了日本的一家小型工厂，聘用德、意、日等国缝纫机专家和科研人才开发高新产品，还举债大搞技术改造，从美、韩和中国台湾地区引进了百台套世界先进的加工设施，站上了行业高地。
“也许以前的飞跃产品是最土最差的，但是只要你把东西做好了，影响也会加大，成为最好的。”邱继宝说。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对外贸易是由外贸管理部门所属的国营进出口总公司集中统一经营，统负盈亏。国营外贸公司从定点工厂收购产品，由于不少产品脱离市场需求，导致没办法出口，只能内销，甚至大甩卖，造成“出口越多，亏损越多”的局面。以1984年前后的广东为例，每年的外贸出口采购，有30%左右的产品出不去，要想方设法“出口转内销”。
国家财政出钱，集中采购、出口，结果却是亏损。亏不起了，就得想办法解决。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让更多的不让国家承担亏损的企业出口”。要么批准一些生产型企业自主出口，自负盈亏，要么是代理它们的出口。
从1986年起，广东“偷偷”批准一些效益好的生产型企业在“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原则下从事外贸经营活动。国营外贸公司垄断外贸出口的局面就此被打破，更多企业包括民企也可以参与外贸经营，不仅提高了经济效益，扩大了出口贸易，而且非常大程度上减轻了出口补贴的财政压力。
1993年第74届广交会期间，主管外贸的国务院副总理在广交会圆形会议厅召开由各省、市领导和代表团团长参加的座谈会。广东省外经贸委主任徐德志代表广东团发言说，广东团近年一直是广交会成交额最大的交易团，“除了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和广交会办得越来越成功等根本原因外，还因为广东有900多家私营企业参加了外贸经营活动，这成为广东外经贸最大的新亮点”。
问：“我国目前不允许私营企业从事对外贸易活动，你说的那900多家私营企业参加了外贸经营活动，到底是怎么回事？”
徐德志说：“我们是严格依照国家现行政策规定办事的，没有越雷池半步。这些私营企业的出动，是由他们事先和外商谈妥出口贸易事宜，然后再委托我们的国营外贸公司代理签订出口合同及办理出口报关、结汇手续。这些出易由私营企业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国营外贸公司按比例从中收取手续费， 并记取收汇额度。这样既扩大了出口, 又增加了外汇，还解决了就业，何乐而不为？”
听了徐德志的解释，没有发火，而是说：“好，你们这是一种灵活的出口代理制！”
1999年中国施行了《关于赋予私营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自营进出口权的暂行规定》，2001年颁布了《关于进出口经营资格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2003年9月1日颁布了《商务部关于调整进出口经营资格标准和核准程序的通知》，外贸经营权一放再放，经营进出口的门槛一降再降，对生产企业注册资金的要求最后降到50万元，让更多非公有制企业取得了外贸经营资格。中国的出口井喷式上扬。
1979年中国可以经营外贸进出口的全国性企业有14家，2003年9月每天新登记要求经营进出口业务的公司有600家。
经济发展，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也很简单。最主要就是两大关系，供给与需求，投入与产出。
从供求角度看，有多大需求，能造就多大供给；同时，优质的供给，也能激发出潜在的需求。
需求怎么增长？离不开居民收入增长和对未来的信心，离不开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增长，以及消费金融的合理支持，等等。还有一点也非常必要，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与程度。人越有全面发展的意愿，对发展的要求越丰富、多元，其需求就会越多、越旺盛。当年的需求是“三大件”，今天可能是元宇宙。需求越多，给供给侧带来的专业化分工机会也越多。
而从供给角度看，什么样的供给是有效率的，能快速、灵活地满足那群消费的人需求的？显然，让市场配置资源，更加可靠。
让市场配置资源，从人格化角度来说，就是让那些愿意创业、敢于创业、善于创业的人们，自由尝试，并承担由此而来的竞争风险与不确定性。
中国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轨转型，在某一种意义上，是一个降低普通人的创业门槛，激发民间活力的过程。据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统计，1978年全国个体经营者只有14万人，而目前个体工商户已有9700万人，全部市场主体的数量超越1.4亿户。大量的市场主体识别出了以前所没有识别出来的需求和机会，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尽管有些活动在一开始甚至很长时间并没有正式的“准生证”。
从全球来看，接近三分之一的经济总量来自于非正规经济（informal entrepreneurship ，指发生在正式制度之外、非正式制度之内的经济活动）。它往往是不合法的（如未经注册就开展经营、生产和销售山寨产品、雇佣无证工人），但是是合理的，也就是在非正式制度的范畴中有合理性。比如，它让无法在正规的劳动力市场找到比较合适工作的社会边缘群体得以解决生存问题，让面对繁琐的行政手续不堪忍受的创业者可以在正规经济外发展，以逃避过度管制。
必须意识到，无论需求还是供给，都是动态演化的，没有谁能够预判未来，将一切尽在掌握。在中国自身的市场经济演进中，无论是早期电视机、冰箱、VCD的发展，几乎都由非定点企业胜出；还是承认山寨手机的非正规创业群体的作用，取消手机生产的牌照制度，让今天中国手机的制造能力称雄世界；以及网约车等新兴事物的发展得到政府包容，放宽经营限制，认可其合法性，等等……往往是那些起初非正规的创业行为，最终赢得了消费者，并实现了合法与合理的统一。
经济是一个复杂生态，大大小小的主体之间有着极为复杂的相互关系，蝴蝶效应是常态，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经济问题时，务必要有全面系统和辩证的眼光。
《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非公有制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2019年12月4日，下称《意见》）指出，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逐步放开非公有制企业市场准入，“不得额外对非公有制企业设置准入条件”“全面落实放宽非公有制企业市场准入的政策措施”“全面排查、系统清理各类显性和隐性壁垒”“在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服务业等领域大幅放宽市场准入”。
同时，《意见》也对促进非公有制企业规范健康发展提出了要求，如聚精会神办实业，守法合规经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重信誉、守信用、讲信义，民营企业家加强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提升。这是高水平发展的要求。
从最近我和许多民企的交流看，他们要得到更多的鼓励、关心、包容和出路，很多人觉得在机会获取、资源获取方面的空间被压缩了，不少人希望让国资入股自己的公司，否则在参加项目竞标时，总是处于不利地位。但国资又经常换领导，可能谈了一年，最后又泡汤了。
我认为这样的情况不符合中央“两个毫不动摇”的精神。我认为我们该有足够的信心，容纳既有聪明才智又吃苦耐劳的创业者，而不管他们是不是民营的身份。我写这篇文章，目的是希望大家更全面地理解高水平发展的含义，把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和包容性发展、低门槛创业更好地加以融合与平衡，来提升全要素劳动生产率。
曾任温州市委书记的陈德荣2012年在《浙江日报》发表过一篇文章，他说，“我认为在温州模式中，并没什么神秘、深奥的地方，最为关键的就是让企业家精神、市场力量得到充分的发挥”。
他也为当时处于争议中的温州的民间金融说了几句话。“今天我要说一个客观事实：没有温州的民间金融，就没有温州的市场经济，就没有温州的企业家。温州人一开始兜里没有几个钱，若不是凑钱，怎么当老板？所以民间金融促进了温州经济的发展。如果把它跟市场经济，跟企业家精神对立起来，把它妖魔化的话，我认为对温州是不公的，更不利于温州的发展。”
我们需要更加多的地方，全面准确领会中央精神，实事求是，对民企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如此方为地方之幸，也是国家之幸。
在飞跃集团官方网站邱继宝的致辞中，引用了杰克·韦尔奇的一句话，“没有一本教科书能提供我们所面对的问题的答案，我们一定要每天撰写自己的教科书”。在中国经济前进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寻找答案，答案并不在某个文件或口号里，而在我们对市场规律的准确认识，在我们的善念与理性，以及无数创业者为了改变自身的命运，认真负责所做的每一次努力中。
